此后,王季青追随王震在新疆担任新疆学院秘书长、军区俄文学校校长。一直到1953年王震担任铁道兵司令员,王季青才又来到了北京。在众多职位的选择中,王季青以行政十二级之位出乎意料地选择了一所普通中学,当了校长。
王季青认为,要办好一个学校,就要有一个好的教师队伍。整顿、提高教师队伍的工作,在王季青的组织下展开了。为此,在整风反右时,有人贴王季青的大字报,说她重才轻德,重用有问题的人。到1957年反右时,王季青被勒令停职反省,调离了学校。
王季青感到非常委屈,她把自己的情况向远在北大荒、大病初愈的农垦部部长王震通告了一下。王震听后当即说:“他们批你是错的,你是对的!他们要打你右倾机会主义分子,我就陪你到底!咱就把家搬到北大荒来,一块儿种地。”王季青告诉王震,她的本意并非是向将军倾诉自己的冤屈,但老伴是她最坚定的支持者,这使她感到莫大的慰藉。
王季青去了北大荒。一连好几个春节,她都是在北大荒度过的。1962年七千人大会之后,彭真在北京市万人大会上宣布为王季青平反。她又回到女八中继续当校长。
“文革”期间,患难见真情
“文革”爆发后,王震也受到了冲击。农垦部和学校的造反派提出批斗王震,并要夫人陪斗。几个造反派头头把一个特制的上面写着“黑帮头子王震”的牌子套在他脖子上,然后高喊口号:“打倒黑帮头子王震!”王震也随着他们喊着口号:“打倒真黑帮!毛主席万岁!”王震用力扯脖子上的牌子,一边扯一边愤怒地说:“我不是真黑帮,这牌子应该给真黑帮头子戴!”可是扯了几下也没把绳子扯断,原来这绳子是一根电线,脖子勒出一道紫血印。王震就抓起牌子贴着后脑勺,“噌”地一下把牌子取下来,狠狠地摔在地上,还用脚踩了几下。这下可惹了马蜂窝,愤怒的红卫兵立即勒令他低头认罪、写检查。王震不加思索地说:“好,我写!”他抓起笔,重重地写下了——我的第一张反攻大字报!
王季青见状,忙劝他不要这样写。王震却说:“我就这样写!毛主席不是有‘我的第一张大字报’吗?我这是向毛主席学习,写我的第一张反攻大字报。这也如同打仗,老搞妥协不行,要组织反攻!反攻!”王季青很担心:“这样写,人家一看就知道你有情绪……”王震不理不睬,指着王季青直吼:“你给我使眼色干什么?我有情绪!我无官一身轻,怕什么!写,写,我就是要这样写!”很快,“王震骂娘”、“王震打人”、“王震写反攻大字报”的举动,被人添油加醋地反映到毛泽东那里。毛泽东听了,点头微笑说:“呵呵,王胡子赤膊上阵了。”毛泽东沉吟片刻又说,“啊,你们不要再斗王震了,他是个好战分子,你斗他,他还会打人的。”这话传到王震那里,大家都很开心。
“夫唱妇随”,夫妻俩情系教育
“夫唱妇随”可以说是对王震和王季青关系的精确描述。当初她从新疆调入北京,从部队转到地方,待遇均属低配。但在工资改革时,王季青却一再向上级申请,要求降低自己的工资和待遇。王震得知后对她说:“这就对了!共产党打了天下,不能躲在功劳簿上享清福吃国家!”
1986年5月,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教委主任的李鹏建议,成立一个教师奖励基金会。一天,李鹏专程前来拜访王震,商讨建立教师奖励基金问题,请他出任基金会的名誉理事长。王震说:“要我当名誉的我不干,要干就去掉‘名誉’二字,做个有职有权的理事长才有味道。”国家教委和基金会筹备组为此惊喜异常。
为筹建中国中小学幼儿教师奖励基金会,王震四处奔走。除了为基金会的工作操劳外,王震还带头为基金会捐资,每月从自己的工资里拿出200元。王季青也从自己的工资里拿出100元。即便是出任国家副主席之后,王震也依然不忘自己“争来”的这份“社会工作”。
1991年11月15日,王震住进了解放军总医院,被诊断为急性支气管炎。1992年9月,王震由北京转移到广州军区总医院继续康复治疗。1993年2月6日,王震特地找人买了一个 “祝老伴生日快乐”字样的大蛋糕,为王季青做80大寿。王震高兴地说老伴像60岁,王季青很高兴,说王震也像60岁,厅堂里响起了一阵热烈的掌声和欢笑声。
1993年2月27日后,王震的病情逐渐恶化。3月12日,王震在广州病逝,享年85岁。3月20日,王震的遗体在北京火化。遵照王震的遗愿,他的骨灰将撒在新疆天山。4月4日,王震的骨灰由王季青及子女从北京送抵乌鲁木齐,乌鲁木齐数万名各族群众怀着沉痛的心情,沿街夹道迎接。4月5日,清明节这天上午9时40分,一架装载着王震骨灰的飞机升上了天空,向巍巍天山飞去。一束鲜花,一捧骨灰,又一束鲜花,又一捧骨灰,从8000多米的高空向天山纷纷飘落。
王震走后,作为他的夫人,王季青一直默默地支持王震。2007年12月24日,王季青在北京解放军总医院逝世,享年94岁。